作者：叶曙明

　　“食色性也。”这句话，自从被收录进《孟子》这本书以后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频繁引用，似乎成了人们恣情纵欲的理由。包二奶、婚外情、一夜情、繁荣娼盛……这些都是近20年来，常常与广东联系在一起的关键词。广东人不自辩，传言竟成滚雪球之势，满天下乱滚，愈滚愈大，令我辈书生也忍不住要笔之于书，代为申辩了。
 
 
　　或者有人会说，广东人要不是色狼，怎么广东有那么多“鸡”？有那么多性病？有那么多二奶、三奶？在许多电视剧中，广东男人不都是一副獐头鼠目，猥琐淫贱的色狼相吗？一位东北作者在文章中痛心疾首地质问他的老乡：“当你的亲人姐妹沦为娼妓，在南方男人的身下痛苦挣扎的时候，你，一个东北人，有没有想一想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”

　　“南方男人”这几个字格外刺眼。不知在这位作者的想象之中，东北女子到广东做娼妓，是不是好像高贵的公主被乞丐****一样？是不是如果她们在北方男人身下挣扎，就不那么痛苦，不那么屈辱呢？

　　以前香港人把北方娼妓叫做“北菇(姑)”，现在广东人也跟着这么叫。发廊、歌舞厅、夜总会、VIP房、桑拿浴室、酒吧……这些地方一度都沦为色情活动泛滥的场所。许多浓妆艳抹的少女，白天在城市边缘的出租屋里睡觉，入夜则出没于酒吧、宾馆、夜总会，游荡在闹市的霓虹灯下；在旅游区的酒店，三陪女三五成群，集体行动。一旦发现目标，衔尾追击有之，前后兜截有之，登堂入室有之，午夜电话有之，死缠烂打有之，各种手段，无所不为。你要学生妹，她们马上穿上校服，背上小书包来；要辣妹，立即歪扎上马尾，换上黑色“朋克”装；要制服诱惑的，一转身换上空姐制服。总之，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少一点定力的，都会抵御不住而失身。

　　我开车从107国道上经过，看见一群群女孩在路边列队，一边向过往汽车招手，一边发出尖叫，场面蔚为壮观。我到粤东一个县城，当地人盛情邀请我去泡温泉，那儿有许多女孩随便挑，陪浴、按摩、捶骨、陪玩、陪睡——只要你肯掏钱，想她陪什么都行。我婉言拒绝之后问：这些女孩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？他们说，以前有当地人，但现在生意都被北方人抢跑了，“北方女孩长得靓嘛。”我奇怪地问：政府不管吗？他们振振有词地说：你不让他搞，旅游业萎缩了，酒店倒闭了，政府养活这些人吗？呜呼，难怪公安年年扫黄，但敌进我退，敌退我进，效果总是不如理想。

　　其实，在婚姻、家庭、道德方面，广东人的本质是保守主义的。

　　大家在痛骂广东人“饱暖思淫欲”的同时，其实并不太了解这个市场的供求关系，到底是嫖客制造了娼妓，还是娼妓制造了嫖客？也许这又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。争论的意义不大，因为这一切发生在广东，所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，也要长久留在广东，由广东人去承受。

　　改革开放以后，“繁荣娼盛”现象，在1980年代已经初现端倪。开始人们还不太肯承认，因为1949年以后，中国毕竟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，把娼妓消灭得一干二净。人们不会认真研究那时的娼妓是如何消灭的，却陷在“我们也可以把旧社会污泥浊水荡涤干净”的情结中，难以自拔，以至于当娼妓重新出现时，大家还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：这是随着改革开放飞进来的“几只苍蝇”。

　　然而，苍蝇愈来愈多，消灭苍蝇的办法却似乎愈来愈少，也愈来愈不见效。这不仅仅是广东一地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。人们再也不能把责任统统推到“腐朽糜烂的资本主义社会”头上了，有许多问题，是我们这个社会自身产生出来的。几乎所有城市都深受娼妓问题困扰，像广东这类富裕地区则尤为突出。

　　无疑，“北方姐妹在南方男人身下痛苦挣扎”的情况是存在的，北方男人深感屈辱与愤怒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那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妓女，有些是为生活所迫，有些是被骗来的，有些被黑社会操纵着，做娼妓并非心甘情愿，也有的女孩发现受骗后，拼死不从，于是一再发生跳楼致残的悲剧。但也有不少妓女并非因为贫穷才出卖肉体，而是把这当成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，其中不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热切地盼望通过这种生活，傍上一个大款，从其卑微的出身一跃而跻身上流社会或富裕阶层，穿名牌衣服，用名贵的化妆品，出国旅行，拥有自己的轿车、别墅和美容院。

　　人们对娼妓的看法，似乎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宽容。以前虽然有“笑贫不笑娼”的说法，但社会道德观总体来说还是很排斥娼妓的，但现在这些似乎已不再是社会问题，不再是道德问题，只是个人生活方式而已。人们称她们做“性工作者”，这是一种比较尊重人格的叫法，从港台传入以后，已被普遍接受和采用。

广东虽然有大批娼妓存在，但实际上，嫖娼者多为收入微薄的社会低下阶层人士。暴发户和有官职的人是不满足于嫖娼的，因为性交后马上付款会让他们觉得降低了自己的身份。他们喜欢“包二奶”。把一个女人包起来让他们更有成就感。这些人收入丰厚，有足够的钱为二奶买住房，买轿车，买各种奢侈品，然后支配她的所有时间。包二奶较为稳定与安全，不会在扫黄中被抓，而且可以给他们带来家的感觉，甚至生儿育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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